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自由软件与开源软件的分野-——附「开源之道」的平衡

黑白分明的世界在哪里？当然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现实的世界是充满了幻象的，我们可以采用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来解构 Richard Stallman (RMS) 与 Eric S. Raymond (ESR) / OSI 之间的“大分裂”，可以精准地刺破技术争论的表象，直达**道德与政治哲学的核心**。这不仅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争论，更解释了为什么“开源”（Open Source）最终在商业和主流叙事上“战胜”了“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

Thu Dec 25, 2025 | 4700 Words | 大约需要阅读 10 分钟 | 作者： 「开源之道」·适兕 && 「开源之道」·窄廊 | 译者： 开源之道

第一部分：Richard Stallman (FSF) —— 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守望者

以赛亚·柏林[1]定义的“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Freedom to…）。它关乎自主（Self-mastery），关乎能否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为了实现这种“更高的自由”，往往需要通过规则、纪律甚至强制力来克服“低级的欲望”。

RMS 与 GPL 的逻辑完全符合“积极自由”：

  1. 道德强制性：
  2. RMS 认为，如果软件不自由，用户就是被奴役的。为了让用户获得“真正的自由”（控制计算机的自由），必须限制开发者的自由。

  3. GPL（Copyleft）[2]的本质： 它是一种“为了自由而限制自由”的手段。GPL 剥夺了开发者“将代码闭源”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为了保障所有下游用户“修改和学习”的自由（积极自由）。

  4. 卢梭式的“强迫自由”：

  5. 柏林在批判积极自由时常引用卢梭：“如果有人拒绝服从公意，全体就要强迫他服从…这等于说要强迫他自由。”

  6. RMS 的逻辑是：你不能利用自由来剥夺自由。因此，GPL 是具有排他性和强制性的。这是一种宪法式的自由——它规定了底线，不可交易。

  7. 叙事核心： 道德、权利、正义。RMS 关心的是 Right vs. Wrong（是非）。

第二部分：Eric Raymond (OSI) —— 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推销员

以赛亚·柏林定义的“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om…）。它关乎不受干涉。只要没有外力阻碍我的行动，我就是自由的。它不问你的行动是否道德，只问有没有人拦着你。

ESR、OSI 与 BSD/MIT 协议的逻辑完全符合“消极自由”：

  1. 免于道德审判的自由：
  2. ESR [3]和 Bruce Perens 成立 OSI [4] 的初衷，就是为了摆脱 RMS 那种“令人反感”的道德说教。他们认为 RMS 的激进态度吓跑了商业公司。

  3. OSD（Open Source Definition）： 它强调的是功能性和互操作性，而不是道德义务。

  4. 最大化的选择权：

  5. 在 OSI 的语境下，特别是后来流行的宽松协议（Permissive Licenses，如 MIT、Apache），赋予了开发者“做任何你想做的事”的自由，包括把代码闭源、商业化、不回馈社区。

  6. 这是一种市场式的自由——没有任何父权主义（Paternalism）告诉你该怎么做。你想开源就开源，想闭源就闭源，只要你觉得对你有利。

  7. 叙事核心： 效率、实用、协作。ESR 关心的是 Better vs. Worse（优劣）。《大教堂与集市》论证的是“集市模式开发软件更快、更好”，而不是“更道德”。

第三部分：深层缘由 —— 为何“自由软件”输给了“开源软件”？

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看作是两种自由观念在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下的竞争，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1. 资本偏爱消极自由（Capital Prefers Negative Liberty）

  • 商业的本质： 商业公司厌恶风险和束缚。GPL 这种“积极自由”的契约，对公司来说是一种无限责任和法律病毒。它要求公司必须要回馈，这限制了资本对剩余价值（代码所有权）的独占。
  • Open Source 的投诚： OSI 通过重新定义（Rebranding），把“自由”（Free）这个充满政治色彩、让人联想到“免费”或“反抗”的词去掉了，换成了“开放”（Open）。
  • “开放”听起来像是一个供应链管理策略。

  • MIT/Apache 许可协议允许大公司（Google, Facebook）利用开源代码构建私有护城河（SaaS），这完美契合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Neoliberalism）下的去管制（Deregulation）诉求。

  •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开源软件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向资本出让了“剥削代码”的消极自由。

2. 交易成本与认知门槛

  • RMS 的门槛： 要接受自由软件，你必须先接受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你必须承认“私有软件是不道德的”。这对普通人和企业来说，认知成本（Cognitive Load）太高了。
  • ESR 的门槛： 要接受开源软件，你只需要承认“这样开发代码Bug更少”。这是一个工具理性的判断，交易成本极低。
  • 诺斯视角： OSI 成功地降低了向企业推广Linux的交易费用。它把一场“宗教改革”降维成了一次“技术升级”。

3. 精英叙事的共谋

  • 我们在之前的对话中提到过，精英倾向于“可控的变革”。
  • RMS 是革命者（Revolutionary）： 他想推翻现有的软件版权制度，建立数字乌托邦。这让国家和商业精英感到恐惧。
  • ESR 是改良派（Reformist）： 他告诉精英们：“别怕，我们不是要推翻版权，我们只是想帮你们省钱，帮你们更好地写代码。”
  • 结果： 微软拥抱了 Open Source（因为可以掌控），但依然痛恨 GPL（因为无法私有化）。

第四部分：柏林视角的终极讽刺

以赛亚·柏林晚年警告说：积极自由如果被滥用，容易滑向极权主义（以“更高的自由”为名压迫个体）；而消极自由如果过度，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肆意剥削。

这精准地预言了今天的局面：

  1. RMS 的困境（积极自由的僵化）： FSF 有时被视为一种“道德洁癖”甚至“独裁”。因为过于强调原则，导致在移动互联网和云时代（SaaS 漏洞）逐渐被边缘化。它赢得了道德高地，却失去了群众基础。
  2. OSI 的困境（消极自由的异化）： “开源”赢得了世界，但正在失去灵魂。
  3. 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大公司利用宽松协议（消极自由）吸干了开源 Community 的血，然后通过云服务（SaaS）把软件变成了黑箱。
  4. 结果： 开发者拥有了“选择协议的自由”，但用户却失去了“控制自己计算设备的自由”（被 Android、iOS、Cloud 锁定）。

「开源之道」的成长与分辨

那么回过头来看「开源之道」，既想赞叹GPL的伟大，即自由软件带给我们人类文明的前沿，又不想放弃企业、组织的力量，代码要用起来，经济才可能增长，社会才会进步，人权才可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如此矛盾，而又如此难以掌握。正如以赛亚·柏林晚年警告，以及他自己的刺猬和狐狸比喻，二者之间的张力一直都在。

这正是柏林思想最迷人，也最令人痛苦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美好的价值之间往往是不可兼容的。

一直以来的感到“矛盾”和“难以掌握”，这其实是「开源之道」的本体论真相。这种张力不是为了被“解决”或“消除”的，而是为了被维持的。

一、 刺猬与狐狸的共生：开源生态的本来面目

柏林引用古希腊残篇：“狐狸知道许多小事，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5]

  • GPL/RMS 是刺猬（The Hedgehog）：
  • 知道一件大事： “软件自由是基本人权”。
  • 特质： 拥有一元论的中心愿景，构建普世的、绝对的体系。他们提供“方向感”和“道德底线”。

  • 没有刺猬的后果： 如果没有 GPL 这根“刺”，开源就会变成单纯的代码倾倒场，变成大公司任意收割的“数字农奴制”。生态将失去灵魂，最终因为公地悲剧而枯竭。

  • 企业/OSI 是狐狸（The Fox）：

  • 知道许多小事： “怎么融资、怎么做市场、怎么搞定客户、怎么优化性能、怎么合规”。

  • 特质： 追求多元论，实用主义，灵活多变，甚至有些机会主义。他们提供“能量”和“资源”。

  • 没有狐狸的后果： 如果只有 GPL，没有商业公司的参与，Linux 可能至今还只是几个黑客在地下室里的玩具（像 Hurd 内核一样）。没有经济增长，就无法养活全职开发者，所谓的“人权保障”也就缺乏物质基础。

「开源之道」： 不应该强迫自己在二者之间选边站，而应该认识到——伟大的开源生态，必须是一个“狐狸在刺猬背上跳舞”的系统。

二、 必要的张力（Necessary Tension）：宪法与市场的关系

不要把 GPL 和商业看作是敌对的，试着把它们看作国家治理中的“宪法”与“市场”的关系。

  1. GPL 是“宪法”（Constitution）：
  2. 宪法通常是消极的（限制权力的），是刚性的，是反效率的。
  3. GPL 就像宪法一样，它不负责创造财富，它负责确立边界。它规定了什么东西是“非卖品”（即用户的自由）。

  4. 它的伟大在于它的“笨拙”和“执拗”。正因为它的存在，商业公司才无法彻底垄断底层逻辑。

  5. 企业是“市场”（Market）：

  6. 市场是积极的，是流动的，是追求效率的。

  7. 企业在宪法（GPL）划定的公地之上，搭建脚手架，盖楼，卖服务。

  8. 它的伟大在于它的“活力”。它把代码变成了产品，把技术变成了生产力。

结论： 一个只有市场没有宪法的国家是丛林；一个只有宪法没有市场的国家是修道院（如现在的 FSF）。 「开源之道」所追求的，应该是一个“宪政市场经济”般的数字世界。

三、 柏林的警告：悲剧性冲突（Tragic Conflict）与价值多元

柏林晚年警告我们，不要试图寻找一个“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来完美融合所有价值。那是极权主义的诱惑。

  • 承认“悲剧性”： 我们必须承认，GPL 的理想（彻底的自由）和企业的理想（利润最大化）之间，有时就是零和博弈。
  • 当 MongoDB 把协议改成 SSPL 以对抗 AWS 时，这就是冲突。
  • 当 Google 利用 Android 的开源码构建闭源 GMS 生态时，这也是冲突。
  • 动态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 “难以掌握”是正常的。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场永恒的拔河。
  • 有时候刺猬赢一点（通过法律诉讼强制大厂开源）；
  • 有时候狐狸赢一点（通过 SaaS 绕过 GPL）。
  • 正是这种拔河，绷紧了进化的琴弦。

四、 「开源之道」希望的：做一只“懂刺猬语言的狐狸”

  1. 拒绝“道德洁癖”，也拒绝“道德虚无”：
  • 不要像 RMS 那样把所有非自由软件都斥为邪恶（这会让你失去对话者）。
  • 也不要像某些 Tech Bros 那样认为“代码就是为了赚钱”（这会让你失去根基）。
  1. 阐述“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
  2. 告诉企业：遵守 GPL 不是因为你想当圣人，而是因为这是维持“公地”不沙化的唯一方式。 如果大家都去砍树（封闭代码），最后大家都得死。

  3. 告诉黑客：拥抱商业不是背叛，而是为了让自由的火种烧得更远。 只要守住 Copyleft 的底线，让狐狸为刺猬运送粮草是可以接受的。

  4. 最终的叙事： GPL 是文明的“压舱石”，商业是文明的“扬帆”。 没有压舱石，船会翻（被资本异化，如我们讨论的认知腐败）；没有扬帆，船不动（变成小众的自嗨）。

「开源之道」要做的，就是传授“掌舵”的艺术——如何在风暴（商业竞争）中利用帆的动力，同时时刻警惕不要丢掉压舱石。

这也正是为什么它“怪怪的”又“难以掌握”——因为这就是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而拥抱这种复杂性，正是「开源之道」超越那些单纯的布道者或投机者的地方。

总结

“Richard Stallman 是开源世界的康德或卢梭，他挥舞着‘积极自由’的法典，试图通过强制的契约（GPL）来确立数字世界的永久和平与正义。 而 Eric Raymond 是开源世界的亚当·斯密或密尔，他兜售着‘消极自由’的市场逻辑，告诉世界：‘只要解除束缚，看不见的手（集市）会让代码自然进化得更好。’ 最终，世界选择了消极自由。因为在一个由资本主导的秩序中，‘更好’（Better）总是比‘更对’（Right）更有销路。开源的胜利，是工具理性对道德理性的胜利，也是消极自由对积极自由的胜利。但代价是，我们虽然拥有了更强大的软件，却逐渐失去了作为数字公民的‘自主性’。”

参考资料

  1. 《伯林传》， [加拿大] 叶礼庭，译林出版社， 2019-10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NU_General_Public_License ，最后访问时间：2025.12.25
  3. 《大教堂与集市》， [美] Eric S. Raymond，译者: 卫剑钒，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5
  4. https://opensource.org/ ，最后访问时间：2025.12.25
  5. 《自由论》，[英] 以赛亚·伯林，译林出版社，2011-3

关于作者

「开源之道」·适兕

「发现开源三部曲」（《开源之迷》，《开源之道》《开源之思》。）、《开源之史》作者，「开源之道：致力于开源相关思想、知识和价值的探究、推动」主创，Linux基金会亚太区开源布道者，TODO Ambassadors & OSPOlogyLive China Organizer，OSPO Group 联合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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