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自治与文明演化：开源之思的头脑激荡

引子

工程师文化，经常被一些业界精英所提及，甚至在重要的会议上也会以宣誓的方式进行，当然，仪式是一种强化，类似医生、律师等职业的入门伦理强调一样，工程师文化的认同强化本身意义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当工程师没有了自身的决定，而是被社会戏耍，未来充满了迷惘与焦虑。那么文化是否就显得非常讽刺？

「职业自治的坍塌：当工程师失去未来」

一、职业自治的本义：信任与责任的契约

“职业自治”（Professionalism）本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制度性信任。 它的逻辑是：

让掌握专业知识的人，对社会负责，而不是对行政负责。

医生、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这些职业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中层制度。他们的权威来自长期训练、同行评审与伦理自律，而非权力授予。 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职业是社会信任的载体。

德国与北欧的工程文化就深深植根于这种结构。 在 Siemens 这样的企业内部，工程师的决策权并非出自管理层的“授权”，而是源于职业的独立性。 当一个工程师说出“这个版本不能发布，因为存在安全隐患”，公司会听取他的判断——因为这既是职业伦理，也是制度共识。

这种自治的根基在于一个社会共识：

职业判断的独立性，是公共安全与社会理性的前提。

二、某些地区的工程师的处境：职业丧失了自治的空间

而在现实社会中，工程师的身份从未真正“制度化”。 在体制逻辑中，他们既不是专业共同体的成员，也不是社会公共信任的承担者。 他们只是资本与权力机器中的功能性人力。

因此，工程师失去了最核心的社会属性：职业自主性（autonomy）。

• 他们没有集体代表机构；
• 没有同行伦理约束；
• 没有独立判断的制度空间；
• 也没有为社会负责的激励结构。

他们只被要求为企业负责，而企业又被要求为想象的共同体目标服务。 于是，工程师的职业理性被压缩成工具理性，职业伦理让位于绩效与服从。

这就是“35岁危机”的本质：

当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无法成为一种长期的社会身份，只能依附于权力或资本时，焦虑便不可避免。

三、短期理性与开源的异化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工程师们面对开源文化时，自然而然地以“生存策略”来对待它。

• 不再把开源视为“公共合作机制”；
• 而是视为“可以快速获得成果的捷径”。

他们从 GitHub 下载开源代码，不是为了贡献、学习或共建，而是为了加速交付、节约成本、完成KPI。 于是，开源被“消费化”了，而不是“制度化”。

这种消费式开源的后果是双重的：

1. 企业层面：开源变成低成本外包的手段，缺乏贡献机制与治理能力。
2. 个人层面：工程师丧失成长空间，被迫卷入短期收益循环。

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中的某些地区，“开源贡献”不能成为职业声誉的一部分； “996”成为常态；“内卷”成为共识。 根源不是“人不努力”，而是职业伦理的基础被掏空。

四、从职业伦理到政治伦理：社会信任的断裂

职业自治的崩塌，最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政治在这里的含义，并非党派斗争，而是社会如何分配信任与权威。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政治系统负责协调不同职业的权力边界与社会责任； 但在一个威权化、短期化的体系中，政治系统会不断侵蚀职业边界，使所有职业都成为“服务于政治意志的工具”。

当医生、教师、记者、工程师都失去了独立判断的权利，整个社会的理性基础就被瓦解。 因此，所谓“工程师文化的失败”，实则是制度信任的失败。

在这种背景下，大多数的“开源失败”并非技术层面的，而是职业制度层面的：

• 没有职业自治，就不会有开源自治；
• 没有社会信任，就不会有社区信任。

开源不是一种代码共享模式，而是一种制度信任的延伸。

五、Siemens 的对照：职业自治如何成为制度

Siemens 的文化根基恰恰相反。 在德国的社会结构中，工程师属于受国家保护的职业体系（Berufssystem）：

• 具备长期培训路径；
• 享有独立职业协会的认证与仲裁权；
• 在公司内部拥有基于专业的决策权。

因此，当 Siemens 推行开源时，不需要额外建立“激励机制”或“信任体系”，因为这已经被社会结构内化。 这就是为什么 Siemens 能自然演化出[“OSPOless run OSPO”]()——

因为他们的每一位工程师，天然就是开源治理体系的细胞。

六、当职业重建成为文明重建

从这个角度看，“来自本土的开源困境”不是技术滞后，而是职业文明的滞后。 职业自治的重建，才是制度现代化的真正起点。 而这场重建，必须跨越以下三重障碍：

1. 现实权威对职业判断的侵蚀；
2. 资本短期收益对职业伦理的摧毁；
3. 社会整体信任机制的匮乏。

Siemens 的故事因此具有启示意义：

开源不是一种制度设计，而是一种社会成熟度的体现。

当工程师能以职业身份而非雇佣身份去参与开源，当技术判断能够在政治与资本之上获得尊重，开源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生产的制度形式”。

七、「职业文明的长路：从谋生到制度」

职业文明的形成，从来不是理性规划的结果，而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分工、权力斗争与伦理重建中的演化成果。 它是一种在不确定中积累信任的制度实验，需要几代人不断的试错与妥协。

我们今天看到的“职业自治”——无论是医生的伦理守则、记者的采访独立性、还是工程师的技术判断——都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它们都是社会在一次次危机之后才被确立下来的边界。

• 工业革命初期，工程师只是“技术工匠”，他们的失败意味着桥梁崩塌、矿难频发、工人死亡。正是这些灾难，促成了工程职业的责任伦理与教育体系。
• 20世纪中叶，冷战时代的科学家面对军工化与政治化的诱惑，提出了“科学家的公共责任”，这是另一种职业自治的重建。
• 而到了开源时代，工程师重新被推向了制度前沿：他们必须在全球网络的协作中，重新定义“对谁负责”——对公司？对社区？还是对人类整体的技术秩序？

这场新的职业革命，比工业革命更深刻。 它不再仅仅关乎劳动技能，而是关乎信任与权力的再分配。

在本土：职业文明的断层

在本土，这条演化链条被中断了。 工业文明的阶段尚未完全完成，职业化体系刚萌芽，就被体制化逻辑压制成行政从属关系。 于是，“职业”退化为“岗位”，“伦理”让位于“绩效”，“判断”让位于“服从”。

工程师在这样的结构中失去了成长的时间和意义。 当社会不再提供长期的职业身份认同，他们自然转向短期收益的策略—— 于是，“开源”被当成资源，而非信任体系； “创新”变成口号，而非制度演化。

那种“35岁危机”，本质上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制度的短视。 一个社会如果无法让职业成为人生的长期舞台，只会让人陷入无意义的焦虑与竞争循环。

职业伦理的缺席与开源的悲剧

那些被裁掉的开发者，也许从未思考过，他们的命运并不完全由市场决定，而是由自己当初的选择共同塑造的——他们选择了服从企业的结构逻辑，而不是坚守职业的伦理逻辑。

他们把代码写给公司，而不是写给世界； 他们为绩效加班，而不是为质量负责； 他们把自己训练成“可替换的劳动者”，而不是“有判断力的专业者”。

在这样的生态里，开源不可能繁荣。 因为开源依赖的，不是代码量，而是职业信任的积累。

文明的演化：不是设计的结局，而是伦理的沉淀

文明的演化是缓慢的，不可能靠“改革方案”完成。职业文明也是如此——它不是某个政策的成果，而是社会在一次次失败后的共同学习。

人类花了数百年，才学会让科学家脱离教会，让记者脱离政党，让医生脱离医院，让工程师脱离雇主的命令—— 这一切的目标，都是让“专业判断”成为社会理性的一部分。

而今天的开源运动，其实正站在这条历史长河的延长线上。 它是“数字时代的职业自治实验场”：

• 工程师在开源中学习如何对社会负责，而非对企业负责；
• 他们在协作中重建了同行评审与透明责任；
• 他们用代码，重写了“职业伦理的数字版宪章”。

结语

职业文明不是设计出来的，它是社会在痛苦中演化出来的。 那些在短期利益中牺牲职业伦理的人，也许能获得一时的回报，但他们终将发现—— 没有职业自治，就没有个人尊严； 没有职业伦理，就没有社会信任； 没有社会信任，就没有真正的技术文明。

所以，当开源成为口号、职业成为工具、信任成为奢侈品的那一刻，我们其实已经在走向“后文明社会”的边缘。 而职业自治的重要性告诉我们：

真正的现代化，不是数字化的加速，而是职业文明的重建。

关于作者

「开源之道」·适兕

「发现开源三部曲」（《开源之迷》，《开源之道》《开源之思》。）、《开源之史》作者，「开源之道：致力于开源相关思想、知识和价值的探究、推动」主创，Linux基金会亚太区开源布道者，TODO Ambassadors & OSPOlogyLive China Organizer，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OSCAR（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起）个人开源专家，OSPO Group 联合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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